有一天，柏拉图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爱情？
苏格拉底说：我请你穿越稻田，摘一株最大最金黄的麦穗回来。有个规则，你不能走回头路，只能摘一次。
柏拉图去做了。许久之后，他却空著手回来。
苏格拉底问：怎么空手回来了？
柏拉图说道：当我走在田间，曾看到过几株特别大特别灿烂的麦穗，可是，我总想着前面也许会有更大更好的，於是就没有摘。但是，我继续走的时候，看到的麦穗，又总觉得还不如先前看到的好，所以……
苏格拉底说：这就是爱情。

有一天，柏拉图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婚姻？
苏格拉底说：我请你穿越树林，去砍一棵最粗最结实的树回来。有个规则，你不能走回头路，只能砍一次。
柏拉图去做了。许久之后，他带了一棵并不算最高大粗壮却也还不赖的树回来。
苏格拉底问：怎么只砍了这样一棵树？
柏拉图说道：当我穿越树林，看到过几棵非常好的树，这次，我吸取了上次摘麦穗的教训，看到这棵树还不错，就选它了。我怕我不选它，就又会错过了砍树的机会而空手而归，尽管它并不是我碰见的最棒的一棵。
苏格拉底说：这就是婚姻。

有一天，柏拉图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幸福？
苏格拉底说：我请你穿越田野，去采一朵最美丽的花，有个规则，你不能走回头路，只能采一次。
柏拉图去做了。许久之后，他捧著一朵还算比较美的花回来。
苏格拉底问：这就是最美丽的花了？
柏拉图说道：当我穿越田野，我看到了这朵美丽的花，我就摘下了它。我告诉自己，要坚信手中的这朵花就是最美的。当然，我后来又看见好多很美丽的花，但我依然坚持，认定我这朵最美，不再动摇。所以，现在我把最美丽的花带来了。
苏格拉底说：这就是幸福。

有一天，柏拉图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艳遇？
苏格拉底说：你再到树林走一次吧，去摘一支最好看的花，这次没有规则，只要最后带一支回来就可以了。
柏拉图去做了几小时后，他带回了一支颜色艳丽但稍显枯萎的花。
苏格拉底问：这就是你反复挑选之后，带回的最好的花吗？
柏拉图回答：我找了很久，发觉这是盛开得最大最好的花，但我采下来带回来的路上，它就逐渐枯萎下来了，就像您看到的这样。我想，大概是我采下它的时候，它已经盛开到了极限，所以……
苏格拉底说：这就是艳遇。

有一天，柏拉图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生活？
苏格拉底说：不如你再到树林走一次吧，去摘一支最好看的花，仍然没有规则，带一支回来就可以。
柏拉图去做了。过了三天三夜，他也没有回来。
苏格拉底走进树林去找他，发现他竟在树林里扎起帐篷。苏格拉底问：你还没有找到最好看的花么？
柏拉图指着帐篷边上的一朵花说：这就是最好看的花。
苏格拉底问：为什么不把它带出去呢？
柏拉图回答：老师，如果我把它摘下来，它马上就枯蒌了。
苏格拉底问：你以为你不摘,它就不会枯萎了？
柏拉图回答：我知道,即使我不摘它，它也迟早会枯。所以，我要在它还盛开的时候，守在它边上，欣赏它最美的样子。苏格拉底问：那它凋谢了呢？
柏拉图回答：等它凋谢的时候，我会欣然离开，去找下一朵。
这时，苏格拉底满足地笑了：你已经懂得生活的真谛了。

“余额宝”的竞争对手主要是银行存款和货币基金等理财产品。与活期存款相比，“余额宝”收益水平优势明显，但在支付结算和取现等方面有所不足；与定期存款相比，“余额宝”的收益水平相似（一年期），但便捷性和灵活性较强；“活期宝”是光大银行的一种具备较高流动性的理财产品，以5万元为起点，用户可以随时进行支取、转账和消费，收益率水平约为2.5%，招行的“日日金”、兴业的“现金宝”均为此类产品。与“余额宝”相比，“活期宝”具备更便利的应用，但起点较高；常规理财产品适用于比较注重收益水平，但对资金流动性要求较低的客户。“余额宝”与银行各类产品相比并没有绝对的优势，但却有差异化的产品特征。估算“余额宝”中短期的增长空间大约在2000-3000亿，目前“余额宝”规模可能已经超过100亿，客户规模可能超过400万。

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它的一生可以活70年。但要度过搏击长空70年的峥嵘岁月，在40岁的时候，它必须作出艰难却非常重要的一次抉择。
40岁的老鹰爪子已经老了，无法有力地抓攫猎物，喙变得又长又弯，几乎碰到胸膛。羽毛长得又浓又厚，翅膀十分沉重，飞翔十分吃力。这个时候，它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等死，要么经过一个十分痛苦的蜕变过程。
后一种选择要经过150天漫长的重新修炼。它必须飞到山顶悬崖上筑一个巢，停留在那里，不再飞翔。
老鹰首先用它的喙击打岩石，直到完全脱落。然后静静地等候新的喙长出来。它会先用新长出的喙把指甲一根一根地拔出来。当新的指甲长出来后，它们便把羽毛一根一根地拔掉。
5个月以后，新的羽毛长出来了，后30年，老鹰开始重新在高空自由翱翔！

喙读音：huì

1. 嘴，特指鸟类的嘴

中国文化一个特点是学者倾向于解读、诠释权威，避免争论、探讨害怕被批评，不想显示个性和独立思考，导致学术气氛不足。总体而言，中国学生把上大学看成是吸收的过程，是听众和从属，创新能力和思维活力不如西方学生。

从大学教授者组成看，教师水平有待提高。75所教育部部属大学中，教授只占23%；其他大学中比例只有10%。从教学和研究方法上看，评价体系过度依赖由政府教育机构。比如政府强制要求教师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的数量，以提高排名。但执行机构似乎忽视这种政策对学校和个人的影响。学术文章的剽窃率增加。

学术自由是研究者和高校教师得以前进的重要因素。世界一流大学的学者，特别是人文学者，其研究往往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领域，也会讨论许多社会问题。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更加文化自由、多元的大学应该是处于时代大问题探讨的前沿。、

中国大学在学术自由方面还有不少差距。一方面，不培养对人文知识有全面认识的学生；另一方面，不鼓励教师参与全球时代性大问题的探讨。这种大学可在多领域领先，但整体看只是顶尖大学“追随者”，而非“领导者”。

苹果电脑的天才工程师史蒂夫·沃兹（Steve Wozniak）：

       “我欣喜于苹果的重新崛起，但又不单纯是因为苹果的重新崛起。我特别感到欣喜的是，苹果是以一种与我和乔布斯创建公司时的理念完全一致的方式重新崛起。那种理念的核心是设计出色的产品 出色到每个人都会像看见美食一样垂涎欲滴。那种理念的灵魂是令人心动的感觉 永远追求并享受快乐的感觉。”

       设计出色的产品以改变世界，并享受其中的快乐，是乔布斯和苹果所特有的DNA。

 德鲁克经典五问：
1. 我是谁？什么是我的优势？我的价值观是什么？
2. 我在哪里工作？我属于谁？是决策者？参与者？还是执行者？
3. 我应做什么？我如何工作？会有什么贡献？
4. 我在人际关系上承担什么责任？
5. 我的后半生的目标和计划是什么？

年轻女孩因为物质而选择男人是可惜和浪费：她们失去了追寻自己是谁的机会，吃苦趁年轻才能发掘出身体里的宝藏，老了再面临险境后悔晚矣！不要选“容易的路”，那其实是最艰难的。未经世故的女人习于顺境，易苛以待人；而饱经世故的女人深谙逆境，反而宽以处世。

——余光中

人，一辈子！不会因为你做过什么而后悔，很多时候，尤其是上了年龄之后，是因为你没做过什么，而后悔。

———马云

近日，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发布了一份名为《平衡传统与现代：东亚地区退休养老前景》的报告。此份研究报告是基于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和马来西亚进行的问卷调查。

调查发现，相比其它东亚国家受访者，中国受访者在养老问题上对国家抱有最大的幻想，尽管中国的退休养老制度有很大的缺陷。当问到“养老靠谁”的时候，63%的中国受访者的认为“养老靠政府”。而在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认为“养老靠自己”的人占40%-53%，都比认为“养老靠政府”的人要多。在马来西亚，31%的人认为“养老靠自己”，比中国的9%高出不少。

报告指出，认为“养老靠自己”的人占多数的国家，都有着成熟的资本市场和产权保护的悠久传统。

当被问到“如果政府和雇主靠不住，养老靠谁”的时候，仅38%的中国受访者回答“靠自己”。而在其它五个受访国家中，50%以上的人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养老可以靠自己，在台湾和韩国，这个比例高达72%和78%。

中国作为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家庭观念较重，而“养子防老”的想法也颇为流行。调查显示，有22%的中国受访者声称自己的长期储蓄是为子女而准备，这比其它五个国家和地区的都要高。但令人惊奇的是，仅有4%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养老靠孩子或其它家人”。这个比例比同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的都要低，也比马来西亚的14%低很多。与此同时，60岁以上的中国受访者中，仅12%的人表示自己是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净接收人。这又比东亚其它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比例都要低，在香港和新加坡，这个比例分别高达42%和40%。

40%至85%的所有已退休受访者担心会成为“子女的负担”，50%至80%担心“身体状况欠佳，没人照顾”。然而，香港退休人员的担忧却要较其他国家的退休人员要轻很多。这或与香港较强的家庭支援网络和政府对老龄贫穷人口提供多种经济援助有关。

在德国，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马丁·尼莫拉 德国 新教牧师

《亚洲奇迹的迷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等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超常规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大力动员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生产力高得多的制造业岗位，同时在资本设备和基础设施上投入巨资（克鲁格曼用的是“要素的扩张”(expansion of inputs)这一说法），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注重效率、创新和最终的经济回报（也即每单位要素投入导致产出的增加）。

这种国家或政党主导的“人海战术”在一段时间内会产生效果并导致产出的大量增加。只要想一想上世纪50年代的苏联或五六十年代的日本你就会明白。但这些经济体最终都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也从未真正赶超过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更多地遵从自由市场原则，较少为自私的特殊利益集团所主导。

中国一直在大量增加对工业产能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支出。此前和亚洲任何一个经济体相比，中国飞得更高，跑得更快，经济高速增长所持续的时间更长。野村的报告显示，过去10年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超过40%，过去两年甚至超过50%。相比之下，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泰国在经济快速起飞阶段的上述比例均低于中国。七到八年之后这些国家的投资增速就开始停滞。

投资支出迅速增长的同时消费支出却没有跟上。在这一点上，中国消费者吃了不少苦头，消费支出在总支出中的占比大约仅有35%。而在美国，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接近70%。在中国，多种因素导致了消费的萎靡不振。比如中国人很爱储蓄，因为大部分医疗成本和退休金要靠居民个人筹集。与此同时，银行存款利率被政府人为压低，远低于实际通货膨胀率。

苹果（Apple）产品已经风靡中国。在沿海及内陆城市的主要街道几乎都能找到星巴克（Starbucks）。从耐克（Nike）、别克（Buick）到西门子（Siemens），中国消费者对西方品牌的喜爱远远胜过国内的竞争品牌。微博的兴起，胡同拳头（Hutong Fist）和麦田守望者（Catcher in the Rye）等摇滚乐队的流行，甚至是圣诞节的备受追捧，似乎都表明中国正越来越西化。

但千万别被表象所迷惑。中国的消费者并没有变得“西方化”。他们越来越现代化和国际化，但他们依然很“中国”。如果说我从自己在中国20年担任广告高管的经历中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成功的西方品牌灌输给中国的信息是“全球化”而不是“外来者”──这样他们就能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

随着中国迅速迈向超级大国，理解其消费文化是理解这个国家的良好开端。尽管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正经历急速演变，但根本的文化底蕴却经历数千年基本没变。中国是儒家社会，是自上而下的家长制度与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性匪夷所思的结合体。在中国，彰显个性总是与适应融入相冲突，野心勃勃与严守克己相矛盾，中国人就是被这些矛盾驱动着。在中国社会，除了对他人的义务以及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个人是没有特性的。集体和国家是个人身份的永恒支柱。西方的个人主义，即赋予个人独立于社会之外意义的概念，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各种各样的青年群体时不时地浮出水面，看看“都市玉男”以及“淘宝狂人”的兴起就知道了。但自我表达一般都会遭到反感，社会认可仍等同于“成功”。文科生被认为不如拥有工程或财会学位的毕业生。因为担心“丢脸”或被打上有病的标签，很少人敢去看心理医生。不能生孩子是令人失望的严重问题。

中国人接纳数字产品的速度是这个国家在变化的一个迹象。但改变零售商与消费者力量制衡的电子商务却直到中国人追求放心感的需求得到满足才开始起步。即便交易是在线上安排的，多数消费也都是当面完成，购买者查验产品并用现金付款。

就连数字化的自我表达也需要安全，需要匿名的掩护。新浪微博（中国版Twitter）、人人网和开心网（中国版Facebook）等社交网站迅速发展。但用户却躲在假身份和化名背后。我供职的智威汤逊广告公司（J. Walter Thompson）与互联网控股公司IAC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不到三分之一的年轻美国人赞同“现实生活中不能说的不能做的我都可以在网上实现”这句话，41%的人不赞同。而在中国的受调查者中，73%的人赞同，只有9%不赞同。

各个社会经济阶层的中国人都在努力“赢”──也就是攀爬成功的阶梯──他们都在适应着体制，而不是去对抗它。在中国人的消费文化中，一直存在着自我保护和彰显身份的矛盾。这种挣扎解释了两种貌似冲突的发展趋势的存在：一方面，我们看到惊人的高储蓄率、对物价的极度敏感和对信用卡支付利息的排斥；另一方面，中国人又痴迷于奢侈品，愿意花年收入1.2倍的钱买一辆车。

每天，中国人都面临着被撕碎的社会安全保护网，保护个人财富制度的缺乏，被污染的食品，还有无数对家庭和健康构成的威胁。消费者通过物质展示来彰显身份的本能对保守的购买行为起到了平衡作用。保护自身利益是消费者考虑的首要因素。即便是高档涂料也必须确认无毒才能展示颜色鲜艳的优点。无论是什么价位，安全是所有购车者主要考虑的因素。

要赢得中国的消费者，品牌需遵循三个规则。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公开使用的产品，无论是直接公开还是间接公开，价格溢价都要比私下使用的产品高。领先的手机产品都是国际品牌。而家用电器领跑者则是廉价的国货，比如TCL、长虹（Changhong）和小天鹅（Little Swan）。根据英国零售商百安居（B&Q）的一项研究，中国中产阶级平均只花1.5万美元为一套1,000平方英尺（约92平方米）的毛坯房进行装修。

大批西方零售商押宝中国市场，但由于对中国消费者缺乏了解，不少品牌犯下了一些大错。《华尔街日报》的Deborah Kan与《中国人想要什么：文化、共产主义和中国的现代消费者》一书的作者Tom Doctoroff讨论中国人的消费文化。

购买奢侈品更多的是身份投资，而不是为了其本身的美观或工艺。中国目前是世界胃口最大的奢侈品买家，把前往香港和巴黎等城市的出境游算上的话至少是这样。据免税购物公司Global Refund统计，在法国，占游客总数不到2%的中国游客消费了15%的奢侈品。

公共展示也是全球品牌为吸引中国消费者重新定位应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尽管中国有茶文化，但星巴克却成功地把自己打造成了新一代精英聚会洽谈的地方。必胜客（Pizza Hut）和哈根达斯（Haagen Dazs）都在中国建立了庞大的以堂食为主的连锁店网络。（买回家享用的五美元一大盒的香草冰激凌在中国不好卖。）

第二，产品的优势应该强调外在而非内在。即使对于奢侈品，赞颂个人主义的西方宣传手法在中国也行不通，比如人们熟知的西方观念“我想要什么”和“我感觉怎样”。汽车的广告语需要表现不断进取的男子汉气概。例如宝马（BMW）的全球广告语“终极座驾”（ultimate driving machine）就融入了带有中国式抱负心的元素。

有时，外在和内在带来的效果差异会相当微妙。水疗和度假村在承诺不光可供休闲放松还提供充电电池时效果会更好。婴儿配方奶粉一定要强调能提高孩子智力，而不是为了快乐。孩子被带去必胜客不是为了享用披萨，而被当做是奖励学习成绩优秀的“大餐”。美容产品必须能够帮助女性“往前走”。就连啤酒都得做文章：在西方国家，分享美好的时光就足矣；而在中国，必须表现出啤酒能把人聚起来，增强信任和增进互惠互利。

在中国，就连啤酒都得做文章，必须表现出能把人聚起来，增强信任和增进互惠互利。而在西方国家，分享美好的时光就足矣。

情感上的好处必须实际，即便是关乎内心的事物。情人节几乎像春节一样受中国人重视，但他们却把这个节日看做男人表现自身价值和忠心的一个机会。在美国，戴比尔斯（De Beers）的广告语是“钻石恒久远”（A Diamond is Forever），是对永恒浪漫的赞美。而在中国，同样的广告语却意味着责任、缔结家庭的誓约──固若磐石，就像钻石一样。

最后，在中国定位一个品牌时，产品须能解决野心勃勃与严守克己的矛盾，既要彰显个性，又要适应融入。男人渴望在不违反游戏规则的前提下获得成功，这也就是为什么有钱人倾向于奥迪或者宝马，而不是浮华惹眼的玛莎拉蒂（Maseratis）。

奢侈品消费者既要表现自己对体制游刃有余的掌控，同时又要保持低调，因此万宝龙（Mont Blanc）的六角星标识和宝缇嘉（Bottega Veneta）标志性的编织皮革颇受欢迎，二者都是低调的奢华。年轻消费者既想要时尚，又希望被人接受，因此选择匡威（Converse）和优衣库（Uniqlo）等比较传统的时尚服装品牌。

中国家长对宣传孩子能“在潜移默化中学习”的品牌很感兴趣：智力培养披上趣味的外衣。迪士尼（Disney）在中国做教育会比主题公园更成功，它的英语学习中心很受欢迎。麦当劳（McDonald’s）的餐厅在西方是儿童的快乐天堂，而在中国却变成了学术园地：开心乐园餐（Happy Meals）中的身穿世界各地服装的史努比（Snoopy）小雕像可供收藏，麦当劳网站提供开心乘法课。四季宝（Skippy）花生酱结合了“花生的美味”和“三明治的巧妙配方”。

就连中国对圣诞节的喜爱──到处都有大型的假日销售活动，到处都有圣诞音乐──也在推动一项明显具有中国特色的议程。圣诞老人是进步的一个象征；他代表中国越来越适应新的全球秩序，中国肯定会在不牺牲国家利益的情况下融入这个秩序。在个人身份与外界认可密不可分的中国文化中，圣诞节已经成为人们彰显身份的一种方式。

美国梦──财富在自由中达到顶峰──令中国人陶醉神往。但美国人梦想“独立”，而中国人渴望“掌控”自身命运并控制日常生活的变幻莫测。在物质追求相似的表象下隐藏着本质迥异的情感诉求。如果西方品牌能学会迎合中国的世界观，那么也许整个西方世界也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