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听说《忠犬八公的故事》，但是拖延了两年都没看！我一直以为是讲狗的故事，其实不是的！忠犬八公是讲人的感情，人天生都期望有人在期待自己，等待自己。而人的一生都是这样过去。忠犬八公讲得是人们对事物的期待，而非一只狗。八公就像一个很长的期待，你一生都在期待它。每天回去的时候看到它，而他也在等你。

有一天，柏拉图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爱情？
苏格拉底说：我请你穿越稻田，摘一株最大最金黄的麦穗回来。有个规则，你不能走回头路，只能摘一次。
柏拉图去做了。许久之后，他却空著手回来。
苏格拉底问：怎么空手回来了？
柏拉图说道：当我走在田间，曾看到过几株特别大特别灿烂的麦穗，可是，我总想着前面也许会有更大更好的，於是就没有摘。但是，我继续走的时候，看到的麦穗，又总觉得还不如先前看到的好，所以……
苏格拉底说：这就是爱情。

有一天，柏拉图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婚姻？
苏格拉底说：我请你穿越树林，去砍一棵最粗最结实的树回来。有个规则，你不能走回头路，只能砍一次。
柏拉图去做了。许久之后，他带了一棵并不算最高大粗壮却也还不赖的树回来。
苏格拉底问：怎么只砍了这样一棵树？
柏拉图说道：当我穿越树林，看到过几棵非常好的树，这次，我吸取了上次摘麦穗的教训，看到这棵树还不错，就选它了。我怕我不选它，就又会错过了砍树的机会而空手而归，尽管它并不是我碰见的最棒的一棵。
苏格拉底说：这就是婚姻。

有一天，柏拉图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幸福？
苏格拉底说：我请你穿越田野，去采一朵最美丽的花，有个规则，你不能走回头路，只能采一次。
柏拉图去做了。许久之后，他捧著一朵还算比较美的花回来。
苏格拉底问：这就是最美丽的花了？
柏拉图说道：当我穿越田野，我看到了这朵美丽的花，我就摘下了它。我告诉自己，要坚信手中的这朵花就是最美的。当然，我后来又看见好多很美丽的花，但我依然坚持，认定我这朵最美，不再动摇。所以，现在我把最美丽的花带来了。
苏格拉底说：这就是幸福。

有一天，柏拉图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艳遇？
苏格拉底说：你再到树林走一次吧，去摘一支最好看的花，这次没有规则，只要最后带一支回来就可以了。
柏拉图去做了几小时后，他带回了一支颜色艳丽但稍显枯萎的花。
苏格拉底问：这就是你反复挑选之后，带回的最好的花吗？
柏拉图回答：我找了很久，发觉这是盛开得最大最好的花，但我采下来带回来的路上，它就逐渐枯萎下来了，就像您看到的这样。我想，大概是我采下它的时候，它已经盛开到了极限，所以……
苏格拉底说：这就是艳遇。

有一天，柏拉图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生活？
苏格拉底说：不如你再到树林走一次吧，去摘一支最好看的花，仍然没有规则，带一支回来就可以。
柏拉图去做了。过了三天三夜，他也没有回来。
苏格拉底走进树林去找他，发现他竟在树林里扎起帐篷。苏格拉底问：你还没有找到最好看的花么？
柏拉图指着帐篷边上的一朵花说：这就是最好看的花。
苏格拉底问：为什么不把它带出去呢？
柏拉图回答：老师，如果我把它摘下来，它马上就枯蒌了。
苏格拉底问：你以为你不摘,它就不会枯萎了？
柏拉图回答：我知道,即使我不摘它，它也迟早会枯。所以，我要在它还盛开的时候，守在它边上，欣赏它最美的样子。苏格拉底问：那它凋谢了呢？
柏拉图回答：等它凋谢的时候，我会欣然离开，去找下一朵。
这时，苏格拉底满足地笑了：你已经懂得生活的真谛了。

“余额宝”的竞争对手主要是银行存款和货币基金等理财产品。与活期存款相比，“余额宝”收益水平优势明显，但在支付结算和取现等方面有所不足；与定期存款相比，“余额宝”的收益水平相似（一年期），但便捷性和灵活性较强；“活期宝”是光大银行的一种具备较高流动性的理财产品，以5万元为起点，用户可以随时进行支取、转账和消费，收益率水平约为2.5%，招行的“日日金”、兴业的“现金宝”均为此类产品。与“余额宝”相比，“活期宝”具备更便利的应用，但起点较高；常规理财产品适用于比较注重收益水平，但对资金流动性要求较低的客户。“余额宝”与银行各类产品相比并没有绝对的优势，但却有差异化的产品特征。估算“余额宝”中短期的增长空间大约在2000-3000亿，目前“余额宝”规模可能已经超过100亿，客户规模可能超过400万。

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它的一生可以活70年。但要度过搏击长空70年的峥嵘岁月，在40岁的时候，它必须作出艰难却非常重要的一次抉择。
40岁的老鹰爪子已经老了，无法有力地抓攫猎物，喙变得又长又弯，几乎碰到胸膛。羽毛长得又浓又厚，翅膀十分沉重，飞翔十分吃力。这个时候，它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等死，要么经过一个十分痛苦的蜕变过程。
后一种选择要经过150天漫长的重新修炼。它必须飞到山顶悬崖上筑一个巢，停留在那里，不再飞翔。
老鹰首先用它的喙击打岩石，直到完全脱落。然后静静地等候新的喙长出来。它会先用新长出的喙把指甲一根一根地拔出来。当新的指甲长出来后，它们便把羽毛一根一根地拔掉。
5个月以后，新的羽毛长出来了，后30年，老鹰开始重新在高空自由翱翔！

喙读音：huì

1. 嘴，特指鸟类的嘴

中国文化一个特点是学者倾向于解读、诠释权威，避免争论、探讨害怕被批评，不想显示个性和独立思考，导致学术气氛不足。总体而言，中国学生把上大学看成是吸收的过程，是听众和从属，创新能力和思维活力不如西方学生。

从大学教授者组成看，教师水平有待提高。75所教育部部属大学中，教授只占23%；其他大学中比例只有10%。从教学和研究方法上看，评价体系过度依赖由政府教育机构。比如政府强制要求教师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的数量，以提高排名。但执行机构似乎忽视这种政策对学校和个人的影响。学术文章的剽窃率增加。

学术自由是研究者和高校教师得以前进的重要因素。世界一流大学的学者，特别是人文学者，其研究往往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领域，也会讨论许多社会问题。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更加文化自由、多元的大学应该是处于时代大问题探讨的前沿。、

中国大学在学术自由方面还有不少差距。一方面，不培养对人文知识有全面认识的学生；另一方面，不鼓励教师参与全球时代性大问题的探讨。这种大学可在多领域领先，但整体看只是顶尖大学“追随者”，而非“领导者”。

苹果电脑的天才工程师史蒂夫·沃兹（Steve Wozniak）：

       “我欣喜于苹果的重新崛起，但又不单纯是因为苹果的重新崛起。我特别感到欣喜的是，苹果是以一种与我和乔布斯创建公司时的理念完全一致的方式重新崛起。那种理念的核心是设计出色的产品 出色到每个人都会像看见美食一样垂涎欲滴。那种理念的灵魂是令人心动的感觉 永远追求并享受快乐的感觉。”

       设计出色的产品以改变世界，并享受其中的快乐，是乔布斯和苹果所特有的DNA。

 德鲁克经典五问：
1. 我是谁？什么是我的优势？我的价值观是什么？
2. 我在哪里工作？我属于谁？是决策者？参与者？还是执行者？
3. 我应做什么？我如何工作？会有什么贡献？
4. 我在人际关系上承担什么责任？
5. 我的后半生的目标和计划是什么？

年轻女孩因为物质而选择男人是可惜和浪费：她们失去了追寻自己是谁的机会，吃苦趁年轻才能发掘出身体里的宝藏，老了再面临险境后悔晚矣！不要选“容易的路”，那其实是最艰难的。未经世故的女人习于顺境，易苛以待人；而饱经世故的女人深谙逆境，反而宽以处世。

——余光中

人，一辈子！不会因为你做过什么而后悔，很多时候，尤其是上了年龄之后，是因为你没做过什么，而后悔。

———马云

近日，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发布了一份名为《平衡传统与现代：东亚地区退休养老前景》的报告。此份研究报告是基于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和马来西亚进行的问卷调查。

调查发现，相比其它东亚国家受访者，中国受访者在养老问题上对国家抱有最大的幻想，尽管中国的退休养老制度有很大的缺陷。当问到“养老靠谁”的时候，63%的中国受访者的认为“养老靠政府”。而在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认为“养老靠自己”的人占40%-53%，都比认为“养老靠政府”的人要多。在马来西亚，31%的人认为“养老靠自己”，比中国的9%高出不少。

报告指出，认为“养老靠自己”的人占多数的国家，都有着成熟的资本市场和产权保护的悠久传统。

当被问到“如果政府和雇主靠不住，养老靠谁”的时候，仅38%的中国受访者回答“靠自己”。而在其它五个受访国家中，50%以上的人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养老可以靠自己，在台湾和韩国，这个比例高达72%和78%。

中国作为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家庭观念较重，而“养子防老”的想法也颇为流行。调查显示，有22%的中国受访者声称自己的长期储蓄是为子女而准备，这比其它五个国家和地区的都要高。但令人惊奇的是，仅有4%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养老靠孩子或其它家人”。这个比例比同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的都要低，也比马来西亚的14%低很多。与此同时，60岁以上的中国受访者中，仅12%的人表示自己是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净接收人。这又比东亚其它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比例都要低，在香港和新加坡，这个比例分别高达42%和40%。

40%至85%的所有已退休受访者担心会成为“子女的负担”，50%至80%担心“身体状况欠佳，没人照顾”。然而，香港退休人员的担忧却要较其他国家的退休人员要轻很多。这或与香港较强的家庭支援网络和政府对老龄贫穷人口提供多种经济援助有关。

在德国，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马丁·尼莫拉 德国 新教牧师

《亚洲奇迹的迷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等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超常规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大力动员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生产力高得多的制造业岗位，同时在资本设备和基础设施上投入巨资（克鲁格曼用的是“要素的扩张”(expansion of inputs)这一说法），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注重效率、创新和最终的经济回报（也即每单位要素投入导致产出的增加）。

这种国家或政党主导的“人海战术”在一段时间内会产生效果并导致产出的大量增加。只要想一想上世纪50年代的苏联或五六十年代的日本你就会明白。但这些经济体最终都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也从未真正赶超过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更多地遵从自由市场原则，较少为自私的特殊利益集团所主导。

中国一直在大量增加对工业产能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支出。此前和亚洲任何一个经济体相比，中国飞得更高，跑得更快，经济高速增长所持续的时间更长。野村的报告显示，过去10年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超过40%，过去两年甚至超过50%。相比之下，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泰国在经济快速起飞阶段的上述比例均低于中国。七到八年之后这些国家的投资增速就开始停滞。

投资支出迅速增长的同时消费支出却没有跟上。在这一点上，中国消费者吃了不少苦头，消费支出在总支出中的占比大约仅有35%。而在美国，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接近70%。在中国，多种因素导致了消费的萎靡不振。比如中国人很爱储蓄，因为大部分医疗成本和退休金要靠居民个人筹集。与此同时，银行存款利率被政府人为压低，远低于实际通货膨胀率。